这两天一直在接受体会着这句话。先是自己在读的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路标和灵魂的拷问》,书中多次提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可贵。然后今天上程老师的《图书馆学专题研究》课,他也多次提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的重要和宝贵。晚上去听中大哲学系倪梁康教授关于《学者的理念》的讲座,听完讲座,我觉得最点题的话,就是他说他时常和他的学生说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可贵。联想起原先读过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之中也是对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意志推崇之至。
  听完讲座回来的路上,始终在想着这句话。讲座开始倪教授就说现在来谈学术这个词似乎有些沧桑感,在一个大学成为产业的时代,我们的大学教授是否还能称为学者,在一个以统计数字为主导的时代,学者的生存空间又有多大。学者的理想应该是纯粹的学术,对学术这个语词的解读应当如梁启超和严复所说的:学主知,术主行。真正的学问理论应当是一种超然事外的对事物的静观。理论的目的在于真理,实践的目的在于应用。
  讲到学者,倪教授将学者分为三种:学者、思者和贩者。第一种是不存着任何公利心,为了学问甚至能够舍身相求的那类人;第二类是那些在关注学问的同时也会或多或少的去关注社会;第三类是把学问作为商品来贩卖的那类。为了更好的说明学者和思者之间的区别,他举了玄奘和惠能的为对比对象(我觉得这个例子不是很好),不过姑且听来。他认为玄奘是最纯粹的学者,28岁时通三藏,之后为了求真理,又远渡西域去求学。而惠能则是思者的典型,因为作为学者,他识字不多,多是凭着自己的悟性,留下了中国佛教里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可以称之为经的《坛经》。他举这个例子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借助两个人之间的巨大差别来说明学者和思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我听了不是很理解,倒还不如没有举例子的时候好(或许是没有听好,讲座的麦克很差,经常没有了声音)。学者就是那些以纯粹的学术为乐为生的人,而思者在学术之外还会去关注别的。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而现在是”人在学院,身不由己”,在崇尚实用的时代精神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哪里?

何清莲是一个偶比较喜欢的经济学家,因为我觉得她想的东西比较真实,不是一味的假、大、空,一味的歌功颂德。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作者:何清涟

  改革23年来,谁在改革中获利,谁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了。
  对中国改革得失的三种算法:

  第一种算法:中国政府的算法,计算财富的生产。向全世界公布,每年中国经济增长是7~8%,在93年宏观调控之前是15% 以上。实际上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不真实的。大家都知道在经济学中间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一样重要,生产出来的财富到底落到谁的手里,政府从来就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国内就算是有专门研究,一直也处于一种受压制的状态。
        
  第二种算法: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种算法。这种算法他们认为改革需要一部份人付出代价,是谁付代价谁得利,他们作了一个辩护。他们认为腐败是推动改革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 。最典型的理论,中国有一个经济学家(姓名就不说了) 说经济学是不讲良心的,经济学家是道德中立,这种理论从90年代一直讲到98年都没有什反对的声音出来。
    
  第三种算法:计算改革是什么人得益,什么人受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中国这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依靠什么手段掠夺国有资产和掠夺人民积累权致富,我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理解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一种分配资本的基础资源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如果说在98 前政府在政策倾斜,在表面上还要讲一点人民利益的话,从98年开始到2001在政策选择就已经是很明显的偏向一些利益集团--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 Continue Reading »